即使是做到了博士生导师、教授，工资也不过五六千元，在上海生活压力很大；相当多精力用在争取课题合作和科研基金上。

王红艳-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遗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2010年6月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高影响因子文章，同时获得自然基金委杰出青年基金，今年1月当选第七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一年之内接二连三的收获和荣誉，为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王红艳教授的学术能力作了注脚。
　　王红艳从事的科研与新生儿缺陷疾病的及时发现、干预相关。“现在学习生物、医学专业的女生很多，不过真正能够坚持下来做研究的不多，做得好的少之又少。”坐在不到8平方米的办公间，王红艳说。
　　她自觉运气不错，学术进展较顺：1966年出生的她，从本科、硕士一路读到博士，留美8年，有机会进入一个优秀学术机构工作，并取得成果；2007年接受复旦大学聘任回国后，选择基因研究课题，有一定偶然性，且仅3年即取得重要突破，发掘到一块生命科学研究的“富矿”。
　　即使是像王红艳这样做到博士生导师、教授，工资也不过五六千元。在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如果一对年轻夫妇都在高校做教师，想要过上有房有车的生活，必定会压力重重。
　　为此她很感激自己的丈夫。丈夫率先回国从商，赶在上海房价飞涨之前买了房有了车。王红艳2007年回国任教，已不必像许多同龄科研人员那样，再为了购房安家、支付两个孩子教育金等高昂支出以及维持一定水准的生活而担忧，得以更安心专注于科研。复旦大学所在的杨浦区五角场周边，如今房产均价都已在每平方米两万元以上。至于多数年轻教师，若无外力资助，要贷款购房，经济和精神压力可想而知。
　　王红艳感到阻碍女性科研人员成为学术界佼佼者的，还有另一个重要因素：照顾家庭的角色分工和女性自身的人生价值观念。
　　她说，除非是极有天分的科学“牛人”，否则做科研不可能早九晚五，必须勤奋、多投入，才能有所成就。在生物医学研究领域，很多女性并非没有学术悟性和专业能力，只是往往经历婚姻生育，面对生活压力和诱惑后，难以专注和坚持。
　　王红艳36岁才生女儿,40岁生儿子。现在如果不出差，她总是每天早上8点钟送女儿上学，8点15以前进实验室，虽然家与学校相距很近，中午也并不回家。通常，王红艳会在下午6点30左右回家，吃晚饭，陪陪孩子。到晚上8点，再重返实验室，工作到深夜。
  　这样算，王红艳每天的工作时间总有12小时以上。她相信一个对某学科有所了解的人，至少需要在该领域花费1万个小时以上。
　　3年前刚回国时，她虽是教授，学校能够提供的只是一间实验室和40万元启动经费。实验室简陋拥挤，设备不齐，做基因组检测又很“烧钱”，王红艳一直提醒学生不要攀比，先做出成果，一切自然会有。不过，升格做了“老板”，最重要的是保持实验室的高效运转，她自己有相当多精力用在了对外争取各种课题合作和科研基金、联系样本上。
　　做基金报告，指导学生、修改论文，做学术交流，加上新添的学院行政事务，王红艳忙得不亦乐乎。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