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位女天文台台长 —— 叶叔华2011-05-23

    和很多办公室一样，叶叔华的办公室也是乱中有序。唯一有主人“特色”的，是几张有关火星探测的海报，在墙上散发着神秘的气息。还有，茶几上放着一个“地球仪”———走近一看，才发现是台月球仪。  

    中科院院士、中国第一个女天文台台长、英国皇家天文学会外籍会员……叶叔华有许多头衔。她却只把自己称为一个仰望星空的人。只不过，她的仰望是那么投入，那么忘我，以至于自己也“变”成了一颗星星———在浩瀚的宇宙中，有一颗小行星叫作“叶叔华星”。  

在中国首颗探月卫星“嫦娥一号”发射之际，《解放周末》专访了叶叔华。  

    “我是学天文的，为什么不让我干天文？！”  

    解放周末：年轻时，您曾经想以文学为专业，结果却阴差阳错搞了天文。结果，中国少了一个文学家叶叔华，多了一个天文学家叶叔华。文学梦没有圆，您觉得遗憾么？  

    叶叔华（微笑着摇头）：不会，学天文很不错的。如果要是再让我选择一次，我还是会选天文。  

    很少有人知道，今天的科学女杰，曾是个文学青年。  

    上世纪20年代，叶叔华出生于广东一个开明家庭。经济虽不富裕，但父亲很是民主，兄弟姐妹非常和睦。文明、平等的氛围，培养了叶叔华开朗大胆的个性。她从小成绩优异，尤其喜欢文学，爱读俄国、英国小说，也钟爱古典诗词。  

    中学毕业，叶叔华准备报考文学专业，不料遭到父亲的反对。父亲的考虑很实际———时局混乱，文科生很难找工作，“饭都吃不成”，还是学医好。报考前夕，父女俩深谈了三次，最后的结果是折中———学数学。就这样，叶叔华报考了中山大学，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中山大学数学天文系。

天文学在中国起步较晚，1859年，李善兰与英国人伟烈亚力合译的《谈天》，方才使中国人开始了解近代天文学。同样的，天文教育的基础也非常薄弱，当时，在中山大学，天文不是单独的科系，而是跟在数学系后面的“小弟弟”。然而，经过一年的基础学习，叶叔华却对这门“年轻”的学科感上了兴趣———在这个憧憬浪漫的女孩眼中，璀璨的星空可比枯燥的数字可爱得多。  

    不过，促使叶叔华爱上天文的，还另有一个关键人物———她的同学、后来成为一生伴侣的程极泰。当年，程极泰因为热爱天文，不惜放弃在武汉大学已完成两年的学业，转入中山大学，成为叶叔华的同窗。在校期间，程极泰就发表过多篇天文方面的文章，他的才华和刻苦深深吸引了叶叔华。用程极泰的话来说，“两个长得不算丑的人，很自然地相知、相爱了”。  

    1949年，叶叔华和程极泰从中山大学毕业，到香港的一所中学当了老师。很快，和所有爱国的热血青年一样，他们放弃了在香港的生活，加入了回国、报国的大潮。 

    1951年的一天，上海天文台的前身徐家汇观象台收到了一封特别的求职信———求职的是一个24岁的小姑娘。天文台的工作人员非常惊讶———天文一直是男性的“领地”，这个中国最早的天文观象台，近80年历史中没有接纳过一个女性工作人员。负责人婉言谢绝了她，这让这个小姑娘愤愤不平：“我是学天文的，为什么不能干天文？”她提笔给管辖徐家汇观象台的紫金山天文台台长张钰哲写了一封长信，“义正词严”地历数了五个不该不录用自己的理由。这股冲劲一下子引起了张先生的注意。当得知这个女孩曾是中山大学数学天文系的状元，在校时成绩优异时，张钰哲欣然批准录取了她。  

    这个闯进男性领地的勇敢女性，就是叶叔华。

 

  “浪漫”不是不切实际的空中楼阁  

    解放周末：科学的浪漫和文学的浪漫不一样。文学的浪漫可以是风花雪月，天文学的浪漫是什么呢？ 

    叶叔华：我觉得浪漫并不是不切实际，而是能给你带来很多遐想。宇宙让我一直保持着探究的好奇心，保持着浪漫的心境。  

    在常人眼中，叶叔华在观象台的工作，就是“仰望星空”。唐人杜牧云：“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然而，叶叔华的工作却没有想像中这么惬意、浪漫。  

    建国之初，徐家汇观象台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参与国际上世界时综合系统的测定工作———精确的世界统一时间，是以地球的自转运动为基准的，因此需通过天文观测，再经过一系列计算处理后获得。在徐家汇观象台，观测点是一个半地下室，值班时，需把门窗打开，甚至把屋顶拆掉，使室内温度和室外温度保持一致。于是，叶叔华不得不忍受夏天的蚊子叮咬，冬天的寒风呼啸。每天，值完夜班，她还得一个人走在漆黑、空荡荡的回家路上。二十出头的姑娘怎能不害怕？久而久之，叶叔华总结出一个克服害怕的办法———在马路中间走得飞快，遇到推三轮车卖豆浆的小贩，就帮人家推一把，也搭个伴。  

    工作之初，叶叔华的耳边不乏怀疑的声音———她能干得好么？不是没有向丈夫抱怨“干脆回家做家庭妇女”过，但个性好强的叶叔华还是坚持了下来———不是说女性不会专注于工作么，我用事实证明，女性更能专注。久而久之，人们肯定了她，就连丈夫也不得不佩服叶叔华“投入得厉害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日复一日的天文观测，让叶叔华改变了之前对天文学“浪漫”的认识———“当你设定一个目标时，会觉得是很美妙的。但当你真正去接近这个目标时，却需要很多苦功。没有苦功，达不到目标。后来我又想到，无论你从事哪种工作都是如此。哪怕你是钢琴家，也需要苦练基本功，才能弹奏出美妙、浪漫的曲子。”  

    在叶叔华的眼中，浪漫不是不切实际的空中楼阁，而是在“实际”之上的遐想，拥有的已知越多，遐想才能越丰富，也就越浪漫。她逐渐感受到了工作的乐趣。  

    建国初期，我国的天文观测水平十分落后，当全世界十几个天文台合作制定标准时间时，中国的工作精确度总是排在最后。上世纪50年代，在国务院的指示下，我国开始着手建立自己的世界时综合系统。上海天文台联合紫金山天文台实用组、北京天文台沙河授时站和武汉测地所时辰站，负责这项工作。叶叔华和许多科学工作者一起担起了重任，经过艰苦的工作，1963年，中国的精度跃居世界第二。1965年，我国结束了采用别国精确时间时的历史。叶叔华为自己赢得了荣誉，更赢得了尊重和信赖。 

 

    第一次争取到我国主办的大型国际合作项目

    解放周末：听您的人生故事，我们发觉，每当您被拒绝的时候，似乎总是很有韧性，毫不气馁。  

    叶叔华：每个人都有这种时候，就是觉得我何必去做呢。但是晚上一想，这些计划确实是对国家有好处的。是不是一点路子都没有了？是不是所有的路都走过了？没有。所以第二天起来，还继续去碰钉子。

除了主持建立我国世界时综合系统外，叶叔华和她的伙伴们还开始研究运用新技术测定地球自转运动和地壳运动的方法，组织我国天文台参加国际地球自转联测，推动天文地球动力学研究，为中国的天文事业赢得了国际声誉。  

    1966年，叶叔华受到冲击，直到1978年才得以复出，着手重建上海天文台的各项工作。1979年，她正式出任上海天文台台长，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天文台台长。 

    刚出牛棚后不久，叶叔华去图书馆查阅国外资料。一看吓一跳：此时，国外已经用射电望远镜来进行天文观测，其精确度已比以前提高了10倍以上。一定得赶快赶上国际水平才行！抱着这样的急迫心情，叶叔华直奔电子工业部。她找到负责制作望远镜的一位处长，提出能否做一个直径25米的射电望远镜。结果，这位处长一口回绝———当时，中国制造的望远镜直径仅１０厘米，和叶叔华提出的要求差了250倍，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30年后，叶叔华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他坐在办公桌前，说不行，之后就不再理我。我没有办法，就在那位处长的办公桌前不远，站了大概15分钟。他后来被感动了，问我还有什么要求。我说要见部长，后来就见到了部长，慢慢谈起来了。”和当年用勇气和实力说服了张钰哲一样，这一次，她又用自己的诚意和智慧打动了部长。 

    1982年起，叶叔华发起了与国际同行在多个研究项目上的合作，有了很大收获。其中，叶叔华最为得意的一件事，是在联合国的一次会议上为中国争取到了一个国际合作项目，叫亚太空间动力学。 

    “这是我国天文学界在国际上第一次争取到一个由我们提议、我们主办的大型国际合作项目，非常不容易。1994年，我获悉联合国亚太经合会要在北京举办一个关于空间的和平利用、持续发展的会议，就争取参加。当时我在会上提出建立亚太空间地球动力学的建议，但是到会议闭幕时，我发现大会并没有采纳我的建议。在看了所有人的议案后，我找到联合国有关人士，不断介绍我的计划如何好。当时的会议执行主席经我一再游说，被打动了，破例让我专门就此写一份提案并在会上宣读。这份建议书在会上获得了肯定。”  

    但是，一份计划要获联合国的批准还需要在更多的国际会议上得到认可。第二年，正好有一个大型国际学术会议在美国召开，叶叔华决定再次全力争取。但谁知临行前，老伴骑自行车摔伤了腿，要开刀治疗。开刀第三天又发起高烧，让她非常不放心。孩子都在国外，没法照顾上。好在老伴所在单位的领导说他们负全责，叶叔华又拜托了天文台的同事每天去看他，这才放心地去美国。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国际上正式确定由她领衔并主持这个跨国研究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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